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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商对企业“抱团出海”的促进效应
陈芳;白艳婷;基于企业“抱团出海”视角，考察跨境电商如何影响企业国际化行为，对于推动我国贸易投资一体化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及跨境电商相关微观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跨境电商对企业“抱团出海”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跨境电商显著推动了企业“抱团出海”，该结论在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跨境电商通过降本增效效应、能力支撑效应和风险规避效应促进企业“抱团出海”，且机制间存在替代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该效应在技术密集型行业、非链主企业、内地偏向型企业、差异化战略企业、内陆地区企业及低经济集聚区域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跨境电商在推动企业“抱团出海”的同时提升了企业创新能力，多样化集聚会对该作用产生正向调节；国内异地投资和企业“抱团出海”之间存在协同互促作用，且跨境电商的促进作用在不同投资动机上具有差异性。文章建议优化跨境电商平台功能，强化对企业“抱团出海”的精准支持，同时引导企业结合自身资源禀赋与区位特征，灵活运用多元化“抱团出海”模式，以充分发挥跨境电商在促进贸易投资协同发展中的制度性与平台性红利。
综合医疗制度改革与家庭消费结构升级
逯进;赵明宇;周一鸣;消费结构优化升级关乎居民生活质量的稳步提升，对畅通国内大循环亦具有重大影响。同时，深化医疗卫生制度改革是我国全面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基石，其对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深入观察医疗制度变革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基于2010—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系统考察综合医疗制度改革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综合医改政策对家庭消费结构升级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有效降低生存型消费的比重，提高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占比；机制分析表明，综合医改政策通过改善家庭未来预期、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以及提升家庭对政府的信任程度等路径，推动家庭消费结构升级；异质性分析显示，在有老龄人口、受教育水平较高或社会信任度较高的家庭中，综合医改政策对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更加显著。研究为进一步深化医疗卫生制度改革、优化医疗保障体系设计，从而推动消费升级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借鉴。
丰裕中的贫困：数字时代内容消费的精神困境与共同富裕
戴翔;任祎婕;针对数字时代“流量丰裕”与“意义贫困”并存的深层悖论，文章尝试构建一个政治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相融合的分析框架，旨在系统剖析内容消费领域精神生活贫困的结构性成因。研究揭示，情感饱和与意义衰减、算法区隔与共识消融、产消一体下的数字劳役、真实性商品化带来的体验浅表化这四大结构性困境，是数字内容生态呈现出“丰裕中的贫困”的典型特征。上述困境的本质是注意力市场失灵、数字劳动异化与精神文化公共品供给不足等多重经济机制叠加作用的结果。为此，构建精神共同富裕内容生态新范式亟待从“流量经济”向“福祉经济”转型，即在主体定位上实现从被动用户到能动数字公民的权利重塑，在价值衡量上构建以精神福祉为本的多元评价体系，在技术治理上推动算法从“投喂”转向“向善”。在此基础上，需要从供给侧、消费侧、生态侧与监管侧四个维度，构建协同推进“精神内容共富”的实施路径。文章不仅拓展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也为数字时代构建以人为本、富有深度与温度的内容消费环境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设计框架。
智能化转型与制造业企业出口提质增效——基于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的准实验
陈阳;李欣悦;王露;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全球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产业分工格局正在重塑，智能化转型成为各国寻求出口增长新动能的必然选择。文章选取2008—202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作为分析对象，将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的实施视为一项准实验，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了制造业企业的智能化转型对其出口提质增效的影响及内在机制，以期为推动“双循环”发展、建设贸易强国提供政策依据和经验启示。研究发现：第一，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的实施显著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出口提质增效，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PSM-DID、行业标准化、工具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第二，智能化转型通过在物力方面降低贸易成本、在人力方面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在财力方面缓解融资约束促进制造业企业出口提质增效。第三，异质性分析显示，分析师关注度高、行业竞争度高、地区产业集聚水平高的制造业企业，智能化转型对其出口提质增效会更加显著。文章建议深化实施智能制造战略，精准疏通赋能路径，实施差异化引导策略，充分释放智能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出口提质增效的提升效应。
数智赋能、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与资本跨区流动——基于智慧法院建设的证据
蔡运坤;陈静怡;智慧法院建设是大数据时代数字技术与司法体制深度融合进而推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制度创新。文章基于移动微法院试点的准自然实验场景，利用收集整理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母子公司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了智慧法院建设对资本跨区流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智慧法院建设显著推动企业异地投资，加速资本跨区流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智慧法院建设有效地推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并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进而促进企业异地投资。异质性分析发现，智慧法院建设弥补了初始政府信任度差异，地区金融竞争环境则强化了智慧法院建设对资本跨区流动的促进作用，而且对于非国有产权与司法质量需求较高的企业异地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本文不仅探讨了司法数字化转型的制度创新作用，实证支撑了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对推动企业异地投资的关键作用，也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目标下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参考。
消费者导向ESG驱动中国绿色供应链重塑
郑江淮;沈春苗;孙荷洁;ESG标准在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与绿色转型中具有重要制度功能，但以生产者导向的ESG标准过度依赖信息披露与资本市场约束，在评级分散与信息失真背景下面临治理效能递减的结构性约束。本文突破供给侧单向治理框架，将社会责任感消费者培育纳入ESG框架，阐明消费者导向的ESG评级标准（CESG）与生产者导向的评级标准（PESG）协同推动绿色供应链重塑的制度逻辑。分析表明，信号传递下的绿色溢价形成、声誉机制下的社会监督强化与制度约束下的违规成本提升，共同构成CESG 由消费端驱动供应链绿色转型的逆向治理机制。作为分别从需求侧与供给侧驱动绿色供应链重构的治理体系，CESG与PESG 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呈现主导力量的动态转换与协同演进特征，二者通过正反馈的循环机制形成嵌入式双层治理结构，共同推动绿色供应链治理从单一合规模式向市场驱动与制度约束并行的综合治理模式演进。
美联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证券资本回撤与非美元安全资产转移效应
汤凌霄;许涛;李柯楠;在当前美联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加强与证券资本流动占比不断攀升背景下，研究两者关系对于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基于1991—2023年61个国家证券资本流出的季度数据，研究发现美联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加剧会导致其他国家证券资本流出显著减少即回撤；机制分析表明，投资者信心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回撤现象在非美元安全资产生产国更显著，这反映出非美元安全资产转移效应的结构性特征；同时，该现象在美联储加息周期以及外汇储备偏低、政府负债率较高、金融开放度较低的经济体中更突出；调节作用分析发现，浮动汇率制以及严格的资本管制有助于缓解美联储货币政策不确定的冲击。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增强投资者信心、提升新兴大国安全资产生产能力等应对外部冲击的政策建议。
银行颠覆式金融科技与制造业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张杰;胡浩然;高端金融科技对于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基于商业银行与制造业企业的专利数据及信贷关系，本文研究发现，银行颠覆式金融科技对制造业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影响机制分析表明，银行颠覆式金融科技通过提高信贷资金的供需匹配度、激励企业创新试错以及加速研发成果转化三种途径促进制造业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教育水平较高地区以及数字经济活跃地区，银行颠覆式金融科技对制造业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调节作用分析表明，金融法治化建设和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能够正向调节银行颠覆式金融科技的创新效应。本文研究不仅能为银行金融科技发展方向提供指引，还能为提升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水平贡献极具实践价值的政策建议。
风险投资促进科技自立：来自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证据
蒋银娟;马朵;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性创新与攻关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打破技术封锁、突破“卡脖子”瓶颈的核心路径，但其高风险、长周期、高投入的特征使传统金融体系支持乏力。文章基于创新生态理论，构建“资源获取–治理优化–知识外溢”三方面影响机制与“机构特征–制度环境–企业吸收能力”三重异质性调节框架，利用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与风险投资事件数据匹配，识别风险投资对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影响路径与作用边界。研究发现：风险投资显著提升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尤以高声誉与政府背景的风险投资机构为显著，且在企业能力强、制度环境优越情境下激励效果更强。进一步分析表明，科研平台本身对企业创新影响有限，但风险投资可以提高企业对科研资源的响应效率，发挥“连接器”与“放大器”作用。研究结果为完善科技金融政策工具、推动科研平台与市场资本协同联动提供了实证支持。
贸易摩擦的消费“降温”效应——来自流动家庭消费的证据
杜素珍;汪圣国;苏馨怡;在国际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背景下，深入探究外部环境冲击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文章实证探讨了贸易摩擦冲击对流动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摩擦案件数量增加显著抑制了流动家庭的消费支出，表现为明显的消费“降温”效应。以化学制品加工行业为例，2016年该行业的贸易摩擦将会导致流动家庭年均总消费支出降低1355.51元。究其原因，劳动力市场脆弱性加剧和生活成本增加是贸易摩擦削弱流动家庭消费能力的主要传导渠道。进一步分析发现，社会资本的关系资源具有保险功能，能够缓解贸易摩擦对流动家庭消费的负面冲击。研究聚焦消费“降温”效应为促进共同富裕实现、提升居民福祉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揭示了新发展格局下优化贸易政策和加强流动人口收入保障的双重必要性。